作者简介：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中国shou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为境内外企业、机构及个人客户提供综合化、一站式的全方位投资银行服务。
中金研究院，中金研究院成立于2020年11月，定位于新型高端智库，以服务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为导向，聚焦经济金融领域，把握前沿行业动向，搭建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纽带。中金研究院与中金公司研究部优势互补，共同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前 言 大国规模和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发展与重塑
宏观篇
第一章从效率到安全：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配置转变
国家间的技术竞争由来已久，在根本上是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任何现有的技术都终将被更新的技术取代，因此即便是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某一项现有技术，也不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垄断未来。而未来的技术优势，本质上不在于我们目前技术的领先和落后，而在于这个国家系统性地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能力。因此，国家间的技术竞争，本质上不在于某项特定技术的领先与落后，而在于该国家自身的创新体系，并不取决于外部对某一项技术的限制。基于这一理解，实现 “自主可控”，关键不在于实现某一项技术、某一产品或产业的 “自主可控”，而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以确保不断产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大学、企业和市场所构成的有机体。其中，财政、金融以及软硬件基础设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需要相互协调，缺一不可。市场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规模优势：大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国内大需求市场将带来本地市场效应，对国际贸易模式有决定性影响。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大国借助更大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规模经济效应更强，这在出口端表现为本地市场效应。具体而言，借助更大的需求市场，本国企业积累了初始规模优势，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本国企业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迅速抢占市场，表现为本国出口更多该种产品，并通过全球销售巩固规模优势。换言之，规模报酬递增将本地需求反跳至生产端，随后本国生产和出口更多该种产品。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生产活动跨越国境线的延伸。在此过程中，本国需求规模是触发本地市场效应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大国应更加重视需求侧的规模优势。从经济合作与大国在差异化和复杂度高的行业更可能拥有本地市场效应。
中国在 26 个制造业中的 24 个明显有本地市场效应，包括化工、通信电子、交通设备和机械设备等。按行业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最强，技术密集型行业次之，而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不具备本地市场效应。本地市场效应更可能存在于初始投入大和规模报酬递增程度高的行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具备上述特征。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更强，由于这些地区在地理偏好和需求偏好上与中国更接近，基于中国本土需求设计和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销往当地。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上，中国的本地市场效应不强。
中国光伏产业的崛起印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重要性。中国拥有庞大的本土光伏需求市场，2019 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量达 205 吉瓦时，占全球化比重的 32.6%，远超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借助国内充足的原材料和较大的需求规模，中国光伏企业积累了初始规模优势。在单个企业内部，中国企业更多地使用机器，品标准化并简化生产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在企业外部，中国光伏产业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商和供应商集群，使得光伏企业更容易获得关键投入品，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从结果来看，中国已培育出极具竞争力的光伏产业，在中类企业的 4 倍，推动生产成本的大幅降低进而占领欧洲甚至全球市场。2019 年，借助本土市场需求优势，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取得了 76% 的市场占有率。
另一个用技术本地市场的例子是电信设备产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世界上一半的 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站安装在中国，中国已建造 70 万个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站，而数量仅次于中国的韩国只有 11.5 万个。通过将本地大需求市场与理工科人才众多等要素禀赋优势加以有机结合，中国通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颇具规模优势。一方面，依托本国大需求市场，中国企业能够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从而在海外市场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劳动力支持新设备和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设计，工程师红利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电信设备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相当突出，对于同类产品，中国企业的定价比国际竞争对手低 10%~30%，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也保持持续扩张。
第三章 贸易规则：演变趋势与改革机遇
第四章 数字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链重构
第五章 绿色转型：碳中和下的产业链机遇与挑战
第六章 产业政策：促进创新，积极有为
研发政策比直接补贴更能促进创新不同的产业政策在促进创新方面会有差异。创新活动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在成功之前，很难预判哪种技术、哪个企业会创新成功。因此，直接补贴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难以挑选出 “赢家”。相比于贸易保护政策，补贴定企业进行补贴等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研发政策的直接干预程度较低。美国过去 50 年的经验表明，研发政策对于促进创新更为有用，而贸易保护政策、补贴定企业进行补贴效果平平。在研发政策成功的案例中，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每年的预算大约为 35 亿美元（以 2019 年不变价计），但是在众多领域推动了美国的科技进步。今天的数字经济企业包括谷歌、微软、Meta 等的底层技术都可以追溯到 DARPA。
在处于相对领先的领域，中国应加强研发支持政策以促进创新。从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美国和日本的产业政策都是从早期的工业化逐渐转向创新的。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47% 下降到了 2021 年的 39%。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发达经济体多采用研发支持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作为产业政策工具，例如美国、法国、韩国。依赖政策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均使用政府投资基金作为产业政策工具。依赖政策性银行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德国、巴西、日本，也使用信贷优惠作为产业政策工具。不同的产业政策工具有不同的优势，例如，美国的经验表明研发支持和税收激励在支持小企业和突破性创新方面有优势，日本的经验表明银行信贷在支持大企业和渐进式创新方面有优势，政府投资基金可能在两者之间。我国既需要渐进式创新也需要突破性创新，所以应该在各种工具间更平衡地分配资源，适当增加研发支持的研发税收激励比例。相比美国，我国的研发政策（包括研发税收激励、政府研发支持）占比仍然较低。
产业篇
第七章 应对纵横风险：构建双支柱举国体制
第八章 改善供应链生态：企业转型，应对风险
第九章 大宗原材料：风险与保供
第十章 化工：大宗产品强优势，高端材料补短板
第十一章 高端装备：创造条件强化工艺积累
干中学和用中学中的不断试错迭代，因此，下游的实际应用构成设备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前提条件，二者互为反馈。
初期技术差距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起步时间差距、产业发展规模对比和产业技术门槛高低，例如锂电设备产业在中国发轫于 21 世纪初期，日韩也仅在 1991 年生产第一块商用锂电池。自 2015 年以来中国本土市场的装机规模达到了日韩早期的几十倍，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工艺积累场景，因此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初期技术差距较小，且在规模优势助推下实现快速赶超。光伏设备、激光装备等行业也是如此。而中国的挖掘机、数控机床等行业，在进入成长期时，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大，例如 2000 年前后中国加速城镇化建设时期，当时国内挖掘机销量由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000 台左右上升至突破万台，而日本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实现了年产量超过 20 万台，保有量超过 100 万台。因此中国挖掘机行业的初期技术差距较大，且难以通过规模优势实现快速追赶。机床、机器人、大飞机等行业也是如此。
此外，技术变革会改变技术差距，甚至带来行业领先者的更替，即提供 “换道超车” 机遇。例如光伏产业技术变革速度非常快，影响追随者与领先者间的技术差距年限。因此即便产业起步时间差距较大，国内企业也相对容易进行追赶。同样地，各行业也需要面向未来关注技术变革方向，后发企业可寻找追赶机遇，领先企业需要关注如何持续保持技术引领。
同样是初期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中国的挖掘机和机床行业在过去 20 年全球竞争力演绎上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认为下游需求特征是影响工艺积累追赶的重要因素。通常后发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低于领先企业，产品价格较低，往往以产品性价比为市场突破口。但是，在下游试错成本的影响下，并非所有行业都有机会依靠低廉价格获取市场。在下游试错成本高的行业，后发企业迟迟难以获得市场突破，无法开启工艺积累与市场获取间的正向循环。由于装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无法准确预知，下游企业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风险厌恶倾向，形成 “业主风险厌恶 — 购买国外品牌 — 国内产品市场机会稀少 — 本土企业缺乏历史业绩-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恶性循环。
新能源装备、激光设备在初期与外资的技术差距较小，基于本土市场爆发的历史机遇与下游试错成本较低的需求特征，本土企业快速获得大量工艺积累，实现技术赶超；挖掘机虽然在初期与外资差距较大，但由于下游试错成本低，同时挖掘机厂商对国内差异化需求进行了较多系统创新，并有一定的外资供瓶颈，中小挖国产化率率先得到提升；高铁、盾构机等行业虽然技术复杂度高，国内支持政策改变了下游试错成本或意愿，为本土设备的试用和工艺积累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反之，对于数控机床、机器人、大飞机行业，产品可靠性要求高。
第十二章半导体：变局、破局、开新局
不同于美国，我国技术底层实力整体薄弱，人才无序流动并未达到激发创新活力的目的，反而造成了部分产品的市场过度竞争。以我国射频前端芯片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分别为美国 Skyworks、Qorvo、高通、博通和日本村田，五大厂商市占率合计超过 85%，下游客户集中化、产品相对标准化的特征造就了行业格局持续走向集中的趋势。
差异化竞争，重视大市场中的利基市场。半导体芯片需要在特定应用场景发挥功能，除了部分通用性芯片（处理器、存储器和电源管理等），越来越多的芯片需要针对特定需求定制化。通用芯片的特征是功能单一、需求量大、规模经济，全球半导体龙头英特尔即凭借通用处理器发展壮大。专用芯片的特征是功能定制化、利基市场、技术附加值高，众多芯片设计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是享受高毛利率。与芯片设计类似，在芯片制造、上游材料和设备领域也同样存在需求差异化的利基市场，催生了众多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我国具有 “需求量大” 和 “需求多样化” 的大市场优势，因此相较于海外半导体企业，我国半导体厂商更贴近终端市场，因此要充分发挥优势，找准定位。具体而言，首先对于龙头企业，基于产业链地位和政府资金支持，大力攻克技术难关，发展规模经济的通用型产品；其次对于技术和资金实力薄弱的小企业，可以面向利基型市场错位竞争，并通过利润、现金流、研发投入升级迭代实现发展的正循环。
第十三章 新能源：注重效率的同时更需关注安全
第十四章 汽车：从大国到强国
第十五章 医药：努力创新，攀升价值链
第十六章 家电：品牌全球化任重道远
第十七章 纺织服装：顺应转移，纵向突破
第十八章 投资机遇：产业链变迁中的实体产业与金融市场投资
产业生命周期变化特征的刻画。选取3年收人复合增速、资本开支/营业收人、总资产周转率和净利润率等指标对产业链的生命周期状态进行刻画。其中3年收人复合增速和资本开支/营业收人是区分行业是否为成长行业的主要指标，资本开支增长快和占收入比重高，往往是成长阶段的主要特征，结合3年收人复合增速综合判断，可靠性更高。而净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在成长期的不同阶段可能差异较大，成长前期往往利润兑现情况不及收入增长，净利润率处于历史偏低分位，收人增长也快于资产积累使得总资产周转率上升;而成长后期或二次成长阶段，行业格局逐渐稳定对应着行业利润逐步兑现，且资产端现金资产的快速积累也往往导致资产周转放缓。除了指标的静态状态，产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也需要考虑动态变化，以家电行业为例，其净利润率提升和总资产周转率下降均为从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特征，但由于行业格局优化、海外市场开拓以及产品创新升级，在部分年份家电行业又重新呈现出成长期的特征。结合上述指标的静态水平和动态趋势，以及行业的渗透状况和格局特征，可能有助于对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更好的刻画。